对体的区隔，最后体现在宪法研究之体与之用的分离与主次关系的确立。
但免不是任的必然结果，然而却是必须设立的可能结果。[50]在实践中国务院的部长、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一般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其免有时是由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的，[51]说明在实际操作中上我们对宪法第67条第9项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已经做了扩大解释：决定……人选包括决定任也包括决定免。
只受议会制约的，如美国总统提名部长，参议院审议（虽然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但提名部长应该视为其作为政府首脑所享有的权力）。[21]虽然由上级机关任命公职务人员或官员的方法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民主的方法，但有些工作涉及到专业指导和技术安排，出于这样的需要，并根据职业官员的原则，任命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些方法，据说他们按民主制的思路缓和和改进了这种独断方法：例如，一切职能部门的最高官员——即部长——均须取得或人民或人民代议机关的信任。任命陈雷为水利部部长。美国总统根据参议院建议并取得其同意后任命的高级官员将近2、6万名，其中包括政府各部部长、局长、委员会主席、外交使节、最高法院法官等。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事规则》第38条规定了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时的措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缺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分别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人选。
……实际上，议会所决定的仅仅是两个或至多三个政党中哪一个应组成政府。[38]但仅有这些条件显然还是不够的，因此事实上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惯例性条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最高法院院长中，除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外，其他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内拥有一定级别的职务。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页。
4、私有财产保护2004年之前，宪法中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但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预期之间尚不完全契合。专门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文化建设义务是肇始于七五宪法，尤其集中体现于该宪法的第12、13条。[40] 参见，200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有学者提议，在保持我国多民族多元统一体[26]的前提下，可以在宪法中引入中华民族的法律概念，[27]可以增强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凝聚力，更加促进国内族群、民族关系的和谐。
[42]相对而言，1982年以来的历次宪法，对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实践和理论的回应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文化的词语数量，而且在条文的实际内容方面，三十年来的变化都非常少。[39]2004年《宪法》第11条则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16]除了上述规定，宪法对公民文化权利也有专门的规定。何锦前，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应当注意的是，公民基本政治自由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当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两者仍然是存在很明显的区别的。
这些问题可以在下面图表中清晰地看出。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48]至于考虑到执政党对文化发展有了一些崭新的认识，根据中国的立法规律，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经验、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路径等内容，应该会在立法上有相当具体的反映，并有可能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得到体现。从表2和图2中可以看出，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未出现市场一词，1982年《宪法》和1993年《宪法》中各出现1处市场，1999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中各有3个市场。
可以认为，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鉴于此，本文试图就社会宪政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制度构成等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和重视。要么为社会组织的成立设置较高的门槛条件、对其日常运作施加较为严苛的管理。
特别是，我国还存在大量的半政府、半社会的组织，其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危险性比名义上的国家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公权力既难以得到国家层面的宪政约束，更谈不上社会层面的宪政治理，俨然成了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独立王国。社会公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不同在于：一是权力主体不同。在价值层面，社会宪政遵循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理念。{23}205从社会宪政的角度考量，应当承认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的直接效力。据此，从国内宪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把社会宪政界定为：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过程。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茜利（Sciulli）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宪政理论》一书中提出。
{20}95在这些政党条款中，政党的宪政民主化是其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主权这一象征被削弱，并让位给由一些各具其使命与公众的公共团体所组成的松散聚合的景象。
专业性社团，如律师协会等。概括而言，国家宪政是释放民主政治的动力和限制压制性的政治权力，而社会宪政则是释放社会的民主动力和约束社会权力。
除了存在大量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外，有些兼具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身份，有学者也称之准政府组织。当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由于各种原因主动或者被动向社会作出宪政民主的改革承诺时，也可能在国家层面没有实现宪政情况下，首先在社会层面推行宪政。
社会公权力同样如此，只有获得共同体成员直接或者间接同意的社会公权力才是正当的、合法的，反之则是不正当的、违法的，是对人的尊严侵犯。因而，这就决定了社会民主可以按照直接民主制来运行。其次，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的直接效力以公权力行为因素的存在为前提。仲裁庭是纠纷解决机构，其职权主要是行使关于党章及其他内部规章的解释及适用问题，审理党员对政党所做的开除党籍不服提起的申诉。
其第7条规定：工会和协会在尊重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创建并进行活动，其内部结构和职能应当是民主的。只有社会组织享有自治权，社会宪政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而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则需要由宪法来确认和保障。
基于社会公权力和国家公权力的同质性，这三种制约权力的技术在社会组织层面仍然有适用的必要。然而，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出现了国家公共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二元并存的格局。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或者单行的社会组织法来规范社会公权力机关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但一些省市的行业社团立法基本是与国际接轨的，一般都强制规定了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或监事）三种机构分权制衡的模式。这是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具有直接效力的必然结果。
从人性论角度分析，人是善恶并存的生命体。从这一意义上讲，从社会宪政到国家宪政未尝不是我国宪政转型可供选择的路径之一。昂格尔则感叹，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后自由主义时期，现代形式法治应当被共同体法治所代替。然而，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处于前现代、现代甚至后现代并存的共时性格局之中。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现代市民社会的官僚制组织，掌握着各种资源，其组织化权威既不是通过主权权威的授权也不依赖于主权权威，然其支配力和影响力常常让许多民族国家都相形见绌。
因为，社会宪政虽然对专制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专制极权构成了威胁，但毕竟这种威胁与国家宪政相比来得更加间接和缓和，更能为专制统治者所能容忍和接受。再次，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产生直接效力仅限于自由权。
{18} 264这两条关于宪政原理的经典表达不仅适用于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公权力也是同样适用的。只有获得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同意的国家公权力才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权力，才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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